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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閩東之光|鄭承東:一條路的血色九貝(二)

                2022-07-17 13:07

                往期連載:

                閩東之光丨鄭承東: 一條路的血色九貝(一)


                這是我一直要說出來的經歷。因為沒有征得當事者的同意,原諒我用“某村莊”予以表述——

                2017年的初秋,我陪同客人到九貝線的某個村莊兜兜風。這個村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是閩東黨組織與紅色武裝力量的大后方,有126人參加革命,有34人倒在敵人的槍彈與屠刀下。

                去的那日,滿村的野菊花正綻放著,隨風搖曳。毗鄰成街的民舍白墻青瓦,在秋高天藍下自成新農村的風景。由北到南,走到村的邊緣,卻有三四棟舊屋成排毗鄰。那是獨立師在此駐扎的時候,葉飛、阮英平等人的棲居。我陪著客人逐屋介紹。到了葉飛曾住的老房前,只見門前呆坐著一位“姆嬸”,曬著太陽。一聽見我說到“葉飛”這兩個字,便條件反射似的站立起來,面對著我們,雙手一攤,用本地話說“都沒了、都沒了……”

                說這話時,她的表情是木訥的,而嘴角有些微微的翕動,叫我也有了一絲的顫動……

                村支書說,她的經歷很傳奇。其父原是獨立師的戰士,隨葉飛北上,一路征戰,到江蘇與戰友在戰火中喜結良緣,生下一女,寄養在山東與江蘇交界的一個村莊百姓家。隨后,他與妻子繼續跟隨葉飛鏖戰大江南北,直至解放福建,解甲為官。只因不識半斗字,他們又解甲歸田,回到老家。

                回村后,他們卻神秘消失了。過了一陣子,他們再度在村里出現時,身邊卻多了一位操著異地口音的小女孩。原來,他和妻子回到了那個寄養女兒的村莊,找回了親生女兒。這女兒就是在我們面前雙手一攤,一直念叨著“都沒了”的那個姆嬸……由此我才頓悟:為什么她一聽到“葉飛”這兩個字會條件反射似地站立,為什么她會一直念叨著那句話——

                “都沒了、都沒了……”

                回到家里,細細琢磨這句話:或許,她想告訴我們,住在這里的葉飛、阮英平都沒了,為革命打戰的父輩們都沒了,村里那些曾經支持紅軍的父老鄉親也都沒了……

                這是一群怎樣的人,能讓一個沒有多少文化的農村婦女這樣刻骨銘心。

                在后來的一次團建活動中,我和在座的朋友分享了這段經歷。在說到“都沒了、都沒了……”這句話時,我竟然失語凝噎起來。好像那些“都沒了”的人,都頓然活了過來,匯聚一起,凝視著我——我有什么資格說他們?我為他們做了什么?那瞬間,我會突然間捫心自問。

                虎貝鎮百丈巖山頂。(鄭維偉 攝)

                在經歷了一段瀟瀟雨季后,當初夏的蛙鳴噪起,心里卻憑添了另一種聲音。那聲音響自山谷,響自蒼蒼的崖邊,從此總叫我欲回報著什么,多一日的拖延,便多一份的內疚。沉重至今,我幾乎都在指戳自己是否已把他們忘卻了——

                我要去尋找那些“都沒了”的人。

                我要說的這個村莊就在九貝公路的邊上。再一路向西,往高處行駛五六分鐘,便到了虎貝東源——百丈巖九壯士犧牲跳崖處。這次九都紅色采風的老區基點村九都華鏡、賴嶺,也與之毗鄰。我們到了賴嶺村才知道,在赫赫有名的“百丈巖九壯士”英烈名錄中,有三名是九都華鏡、賴嶺村的人。他們是:

                余深德,寧德九都華鏡村人,1935年參加游擊隊。時任閩東紅軍獨立師第三縱隊第二支隊戰士,犧牲時23歲;

                高細瑤,寧德九都賴嶺村人,1934年參加游擊隊。時任閩東紅軍獨立師第三縱隊第二支隊戰士,犧牲時20歲;

                謝兆量,寧德九都賴嶺村人。1935年參加游擊隊。時任閩東紅軍獨立師第三縱隊第二支隊戰士,犧牲時19歲。

                在某一夏日,我來到百丈巖下。

                一九三六年秋天,蔣介石更加瘋狂地對我南方根據地進行第三次“清剿”。閩東獨立師自組建以來最悲壯的犧牲——百丈巖九壯士就在這時期發生了。

                那年的9月30日,時任閩東特委組織部長的阮英平英姿勃發,閩東獨立師第三縱隊的120多戰士在他率領下,從連江羅源山區轉戰到虎貝東源村稍事休整,計劃要到桃花溪和梅坑,跟葉飛率領閩東獨立師第一縱隊會合。部隊才開始埋鍋做飯,只見地下交通員陳德二氣喘吁吁跑來報信:看到洋中方向的大批敵人涌了過來。阮英平立即組織部隊往后山撤。為了掩護縱隊主力轉移,第二支隊長阮吳潤率20多名戰士在后山制高點百丈巖頂與敵發生遭遇戰。最后,只剩下阮吳潤等9名戰士毅然砸爛槍支,縱身跳下懸崖,壯烈犧牲。

                這是一段叫人看了驚心動魄的百丈懸崖。三面皆崖,僅一羊腸小道可通崖頂。站在崖底的隘口,仰望崖頂,蒼穹之下,行云如兵,曾經有過的紅白廝殺似乎就在天幕重演。一陣落山風穿峽而過,似乎依稀傳來戰士跳崖前撕裂的吶喊。崖上長滿了隨風飄曳的龍須草,逆光飛揚,銀光閃閃,如一個老兵龍須飄飄,佇立時光的隘口,為那些犧牲于隘口下的戰友守靈——

                當夜,地下黨組織東源村、橋頭、天峰亭等村的群眾,摸黑上山尋找失散的紅軍傷員和烈士。找到負傷掉隊的傷員,沒有擔架,就輪流靠人背,爬山越嶺,連夜把傷員背到十多里外的天峰亭紅軍后方醫院救治。在百丈巖懸崖下,他們還連夜掩埋了九具跳崖的紅軍戰士遺體……那一夜的百丈巖影影綽綽,滿崖的低語、抽泣與鋤頭挖土的摩擦聲不絕于耳……而一輪明月默默注視著他們,年年經此。

                他們犧牲后,東源村的村民們在崖頂的巖石下,用幾塊石頭和一個石板搭成一處墓狀的無字碑,每逢清明節,就在無字碑下都有悄然地出現供品與裊裊的香。發生那場戰斗時,一位叫王宗琯的村民才四歲。直到他長大后,堅持七十余載守護著這塊無字碑,直至辭世。

                (寧德電視臺 資料圖)

                一位叫曾凱的紀錄片導演曾經采訪了這位老人——

                "當時我其實挺疑惑的。這個墓里面沒有遺骸,也不是衣冠冢,碑上更沒有名字,很難理解王宗琯老人為什么會堅持守護了70多年。"詹凱說。

                可當他看著老人靜靜在石碑前跪下,一邊燒香祭拜,一邊念叨著"紅軍老同志,不會忘記你們的恩情,世世代代報答你們的恩",抽著煙,輕輕哼唱起腔調十足的紅歌時,所有疑惑全消。"我想,在老人的心里,碑只是他情感的一種寄托、一種象征。"詹凱說。

                因此,我又苦思冥想于百丈巖九壯士們那樣慘烈告別人生的動因了。

                回想壯士們沖鋒上崖的猛勇,以及跳崖前的慘烈。當一山暮色輪回于今天時,我一邊感嘆于光陰的永恒,一邊卻傷感于人生“辟如朝露”的短促、“只活一次等于未嘗活過”。而百丈巖一仗,壯士們那樣明知必死的沖上懸崖,那樣生死度外的跳下懸崖,無論如何常人是難以有那樣的勇氣。中國人古來崇拜不怕死的“壯士”。從這一點,或許也能回答一個沒有多少文化的農村婦女為什么會對那些“都沒了”的人這樣刻骨銘心。

                百丈巖山頂的百丈巖戰斗紀念碑。(鄭維偉 攝)

                沿著這條紅色九貝線,別了巫家山,再往山坳里尋。穿過一叢叢茂密的竹林,居然會柳暗花明,看見了一小塊小盆地,就五六棟的山居,建在山邊。這是一個非常隱蔽的村莊。四周是茂密的叢林。這就是賴嶺行政村鐵牛欄自然村。

                華鏡賴嶺,這是壯士的故鄉。余深德、高細瑤和謝兆量,犧牲時的平均年齡才20.6歲。但在舊社會,他們都已是可以成家立業,生兒育女的年齡。他們從娘的肚子呱呱墜地,幼小的年齡或許就開始放牛、砍柴、種田,忙忙碌碌?;蛟S,他們也曾感嘆:“一個人生怎么夠用呀!”后來,或許為了爭取這不夠用的人生,他們參加了紅軍。當他們第一次開槍射殺敵人的時候,當他們看到自己的戰友一個個倒下去的時候,他們對人生又抱一種怎樣的態度呢——悲觀者,退避三舍;執著者,貪生怕死;超脫者,生死度外。相信他們都有過一陣思想的震憾。

                或許,我對“九壯士”過于投入,村口,已經有五六個青壯年在等著我們。一陣恍惚,我還以為那就是“壯士”們。一問,才知都是他們都是“五老”的后代。一見面,他們便開始介紹著上輩的記憶:葉飛他們騎著馬在這里住過、在這村后山,原先有座炮樓,是村民們為游擊隊站崗的瞭望哨等等。最關鍵的是,這些年輕人很自豪地說,在這里開過一場很重要的會議,而且還成立了閩東游擊縱隊。

                那場會其實就是閩東特委會議。但要說清楚這場特別的會議,為什么會在這里開,這還得從“華鏡鄉”革命史的說起——

                明清時期,這一片區域不叫九都鄉,而是叫“華鏡鄉”。那時,全國基層實行的是都圖里甲行政管轄制度,華鏡隸屬寧德縣九都。到了民國初年,全國還實行都圖行政管轄制度。1923年,實行保甲制度,寧德縣以下設三個區,華鏡隸屬二區霍童華鏡保管轄。1933年撤銷區,實行縣、鄉(鎮)二級政權,隸屬霍童鎮華鏡保,直至解放初。

                九都華鏡村 (鄭承東 攝)

                當時,華鏡鄉有賴嶺、鐵牛欄、巫家山等35個自然村。這是一片地理位置很獨特的區域。莽莽群山,眺望咫尺群峰林立,峽谷溝壑密布,行路艱難。往西南和西北的大山里登臨,毗鄰霍童鎮吳松、桃坑(桃花溪),黃垱等三個老區基點村。往東北和東南下山,又承接霍童溪沖積平原的霍童、七都、九都等地區。

                1931年3月,中共福建省委機關在廈門遭到破壞,七月間黨中央指示不再恢復省委,決定建立廈門和福州兩個中心市委,分別領導閩南、閩東和閩中各縣的工作。閩東武裝斗爭從此就在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的直接領導之下,迅速開展起來。

                福州中心市委與閩東黨組織之間建立了龐大的地下交通網絡。其中,三都百克醫院是海上秘密交通樞紐站之一。從福州中心市委派遣的人員或物資由此進入寧德梅坑地區根據地。

                青年曾志(資料圖)

                1932年,廈門。

                在某照相館櫥窗里,一張嫵媚之至的美女玉照,不斷令路人駐足流連。1933年夏,就是這位櫥窗里的曼妙女子乘著小火輪船,從福州出發,直達寧德三都澳,而后改乘小漁船,駛入福安縣白馬門港,到達甘棠鎮。這位奇女子名叫曾志,年僅22歲,時任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秘書長。受黨組織派遣,開始參與領導閩東革命斗爭長達2年。

                那時的閩東黨組織在如何開展農運工作、武裝斗爭方面缺乏經驗,福州中心市委先后派遣了具有斗爭經驗的干部任鐵峰、江平、葉飛、鄧子恢、陶鑄、曾志、蘇達、賴金彪等同志到閩東,直接充實與加強閩東黨領導,指導閩東黨組織開展農運及武裝武裝斗爭。

                而他們秘密進入閩東的路線就是這條從福州至三都地下交通站的海上交通線。

                要開辟閩東黨組織及閩東獨立師的大后方——桃花溪、梅坑地區與平原地區七都地下交通站的通道,華鏡鄉承上啟下,是必經之地,自然更成了中共寧德縣委著力發展并經營的紅色根據地之一。

                從1931年開始,顏阿蘭就在華鏡鄉外洋村建立了秘密活動的基點,到1932年,顏阿蘭組建工農自衛隊,更是到華鏡鄉發展革命武裝力量。到了同年11月,福安籍吳嫩弟(福安人,后任寧德縣委書記)領導下,華鏡鄉大部份自然村都成立了貧農團組織。是年,寧德縣黨組織建立了七都、橋頭、溪口,通過巫家山交通站到達桃花溪的交通線,主要擔負運送物資、偵察敵情、保護游擊隊等任務。

                1934年4月,福州市委代理書記陳之樞被捕叛變,福安中心縣委、連江縣委立即切斷和福州市委的一切關系。閩東的局勢急轉直下。地下交通線也被破壞。福安、連江兩個中心縣委立即在柏柱洋采花橋村召開緊急聯席會議。會議一致通過,成立中共閩東臨時特委,統一領導閩東斗爭。

                從這個時候開始,閩東黨組織開始了長達四年之久、獨立堅持閩東地區武裝斗爭的艱難歲月。在這種“脫單”的情勢下,建立群眾基礎厚實而又有閃展騰挪游擊空間的大后方成了閩東黨組織的戰略決策,因此桃花溪地區,華境鄉以及與之相鄰的梅坑地區二者兼備的優勢便突顯出來。那時,紅軍游擊隊的后方醫院、秘密寮、兵工廠等大部分都建立在這三個地區。

                中共閩東臨時特委成立后,1934年7月,寧德縣蘇維埃政府也隨之在霍童坑頭村成立,主席池陳旺。同月,寧德縣第一個區級蘇維埃政府——卜龜嶺蘇維埃區政府宣告成立,主席阮桂滿,下轄外洋、鏡兜、溪邊、石垱、扶搖等5個鄉村蘇維埃區政權。但紅白力量此消彼長的戰爭年代,有時一個地方紅色政權的生存時間幾乎很短。卜龜嶺蘇維埃區政府生存才三個多月,到同年11月,便被敵人破壞。

                支提寺下院靈峰寺。(鄭承東 攝)

                過去的閩東人大都信佛。家中的男孩子從小都有到寺院當俗家弟子的經歷。爭取到寺院的支持,便有了廣泛的社會基礎。因此,共產黨統一戰線的傳統在閩東紅色武裝斗爭中貫徹的尤其到位。

                就在華鏡邊上,有一著名寺院——支提寺。當時的住持心嚴法師就是個“接頭戶”。在支提寺下院的靈峰寺正門天王殿彌勒佛龕的龕頂正中,還藏著一個由紅五星、稻穗、牡丹花組成的另類標志。這是接頭的暗號。支提寺及下院靈峰寺、天峰院都是獨立師的駐地,天峰亭村還設有戰時醫院。

                靈峰寺的“紅五星”接頭暗號。 (鄭承東 攝)

                1934年9月30日 在支提寺還發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閩東工農紅軍獨立師的成立。當時獨立師有1300多人,長短槍有940多支,機關槍、沖鋒槍、花機關槍及自動步槍等自動武器有近20挺,駁殼槍近60支,其余大部分為步槍,還有些福建造的五響快槍。戰士的米由蘇維埃政府供給,每人每天一毛菜金,零用錢每人每個月二元。草鞋由部隊部統一派發。指戰員患病或負傷,送后方醫院或當地政府負責治療及費用。

                農民占了百分之八十以上,余為工人與士兵。其中一部分就有華境鄉的農民子弟,也包含了來自華境、賴嶺的余深德、高細瑤和謝兆量。

                那時,戰士們情緒都很高,經常開展繳槍比賽。每次戰斗后,都會開全體會議檢討得失。向群眾皆或買東西都很有規矩。紅軍經過某地,群眾都會在路邊送茶、或送東西給戰士。

                其后,獨立師便在閩浙邊界等地浴血奮戰。

                但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35年3月,離獨立師成立6個月,這支部隊便傷痕累累地回到了桃花溪、華鏡和梅坑一帶隱蔽休整。此時,獨立師主力銳減至三百多人。

                這是國民黨正規軍對閩東蘇區的第一次“圍剿”。蘇區分散的游擊戰根本無力抗衡國民黨正規軍十萬重兵的清剿。敵人就像洪水一樣,幾乎淹沒了整個蘇區。蘇維埃政府主席馬立峰、臨時特委代理書記詹如柏、原福安中心縣委書記陳鐵民、蘇維埃政府副主席葉秀蕃、原福安中心縣委委員施霖及寧德縣委書記范鐵民等同志也都是在這時期英勇犧牲。許多同志被活埋、熏死、燒死。

                桃坑根據地之霍童鎮桃花溪村 。(資料圖)

                在它的誕生地桃花溪地區,以及華鏡鄉,家鄉人民熱忱擁抱了滿身傷痕的子弟兵。1935年9月,葉飛、陳挺等率領獨立師100多人在巫家山村隱蔽休整。毗鄰桃花溪地區的華境鄉,在葉加如(壽寧南陽區院坪村人)、林金紅(福安穆陽人,后北上抗日)等共產黨員領導下,先后在外坪、卜龜嶺、坑頭洋、鏡兜、白葉洋、華云、巫加山、瀨嶺、鐵牛欄等村建立9個地下黨村支部,發展了一批黨員,建立了紅色基點村,為獨立師提供了最強大的后方支撐。

                在敵人對紅軍游擊隊大后方實行經濟封鎖時,許多同志寧可餓死在山上,也不向敵人投降。華鏡鄉的群眾把糧食藏在竹筒中、灰糞里,鹽巴融化在衣服里,把日用品裝在雙層底的煤油箱內,瞞過敵人崗哨的檢查,送上山來。有的群眾上山砍柴時,寧愿自己挨餓,把午飯留給游擊隊員吃。

                閩東紅軍獨立師展陳館、紅軍雕塑。(資料圖)

                對于在那段最艱難的歲月,如何反擊國民黨的經濟封鎖,葉飛在他的回憶錄里也有提及:

                “閩東地區紅白對立不尖銳,我們還采取了‘買賣公平,不傷害白區來的商人利益’的商業政策,得到商人的擁護。他們不但供給我們很多東西,包括槍彈藥品等,還供給我們情報,回到白區又替我們宣傳。此外,我們還在經濟戰線上對敵人展開了反擊。我們提出不給國民黨交糧交稅,不給地主送租還債,糧食不準運到白區。在紅軍經?;顒拥牡貐^,就有武力鎮壓催糧、索稅、逼租、討債的反動派;武裝力量薄弱的地區,就發動群眾‘推、拖、避’。黨還領導群眾開展了‘五抗’斗爭,當青黃不接時,有些地區還進行了分糧斗爭,解決了貧苦農民的口糧困難。

                我們對待土豪的政策也作了改變,一般都是到白區。抓土豪,根據地內則采取“借款”的辦法。各縣還作了一些具體的規定,例如福安規定向土豪派款,一般按其動產的百分之二十為標準。這就能根據實際情況辦事,容易籌集到款項?!?/p>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四日,葉飛率閩東獨立師奉命離開了戰斗多年的閩東,踏上抗日征途,留下范式人等同志在閩東堅持斗爭。獨立師一離開,紅白力量對比便發生了變化。反攻倒算的狂潮席卷根據地。范鐵民犧牲后,血腥殺戮令接任中共寧德縣委書記的丁進朝更是小心翼翼。他隱蔽在巫家山,得到畬族群眾很好的保護。華鏡鄉各村黨組織也在他精密部署下,全部轉入地下,交通、送信、站崗、放哨、偵察敵情、送糧等無所不能。

                因此,那時華鏡鄉的各村支部還保持著各支部正常的系統運作:有程序化的發展黨員,有目的性的開展工作——

                華鏡鄉各個村支部在斗爭中,發現審查考驗發展對象,再由華鏡區委或工作團干部找本人進行個別談話,查問家庭情況與本人歷史、社會關系等,進行黨的目的任務教育。那時的發展對象大都不識字,因此也沒有寫入黨申請書之類的文字程序。最后,發展對象是否可入黨,要經區委根據考核的情況進行審查、批準,即可成為正式黨員。同時對新黨員提出的組織原則和紀律要求既簡單又嚴格:一要服從組織,遵守紀律,開會按時到。二要堅決革命到底,不怕死、不投降;被捕后,骨頭要硬,不自首。三要大公無私,摒棄家屬親朋等私人關系。四要內部公開,外部秘密。

                華鏡鄉黨組織還規定各支部的任務有:一、抗租、抗債、抗捐、抗稅,打土豪、分田地,消滅反動派。還研究打土豪做財政,支援游擊隊。二、研究奪取敵人武器,收繳搶支,增強武裝力量。三、偵察壞人,鎮壓反革命,消滅反動派。四、研究發展紅軍對象和選擇積極分子。當然,紅軍或游擊隊來村里駐扎時,還得發動群眾站崗、放哨、偵察敵情、送糧等。

                作為中共寧德縣委書記的丁進朝,從小念過私塾,有一定的文化基礎,還從事過地下交通站的建設,常常以商人身份到敵占區去收購子彈、藥品和相應物資,有豐富的地下工作經驗。還先后擔任過村支書、區秘書、區委書記、寧德縣委書記和閩東特委委員。多層的歷練令他在經營華鏡鄉根據地時,也有了豐富的經驗,令各村支部建成了堅強的基層戰斗堡壘。在這基礎上,丁進朝出色地組織地下交通網絡,及時掌握敵情,使游擊隊在桃花溪、華鏡區域閃展騰挪,來去無蹤。國民黨寧德縣長鐘干丞也因為“剿共”不力而被撤職查辦。

                所以,在閩東工農紅軍獨立師北上后,華鏡鄉隨之變成留下來開展工作的閩東黨組織與武裝力量的主要活動區域。

                在這樣相對安全的環境里,偏于一方的賴嶺鐵牛欄自然村進入了閩東黨組織與武裝力量的視野,就在這里,閩東特委召開了一場特別會議,丁進朝也由此逐步進入閩東特委的核心層。

                影視劇照。(資料圖)

                這是什么樣的特別會議呢?

                原來,到1940年底,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活動進一步升級,后方根據地武裝力量受到削弱,國民黨頑軍的進攻更是有恃無恐,中共閩東特委決定重建武裝,以適應斗爭的需要。

                1940年12月,省委特派員王一平在鐵牛欄村主持召開閩東特委會議,宣布左豐美任閩東特委書記,傳達省委“隱蔽精干,防止突然事變”的指示。會后寧德縣游擊隊與省委武裝班隊伍合編為特委機關教導隊,50多人,跟隨左豐美、王一平、黃垂明在寧德一帶活動。而丁進朝則率閩東游擊隊主力30多人在福安活動。

                1941年3月,閩東游擊隊支隊長雷成太叛變后,閩東干部和武裝在左豐美和丁進朝的率領下向閩浙邊地區轉移。7月,隊伍全部來到屏南與建甌交界的大王山上,中共閩東特委考慮隊伍全部離開閩東對革命發展不利,決定丁進朝等20多人回寧德堅持斗爭。

                此后,閩東黨組織的工作實際上由丁進朝主持。他再次回到了賴嶺鐵牛欄自然村。就在這時,閩東發生了一場大刀會暴動。

                紅帶會用過的梭鏢。(資料圖)

                這個大刀會是什么樣的組織呢?

                按當時的《閩報》記載:那時的閩東廣種鴉片,遍設煙館,豪紳強迫農民大量種植鴉片,侵占蔗地,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瓦解,赤貧化現象更令許多農民挺而走險,上山為王,據島為盜,打家劫舍,閩東一時土匪如蟻。而國民黨駐軍——海軍陸戰隊更是集北洋兵痞與土匪之大成,在“閩人治閩”的幌子下,巧立名目,苛捐雜稅魚肉百姓。因此,閩東早就有的群眾武裝組織——大刀會,以保家防匪為目的的的同時,與地主民團、地方武裝保安團以及國民黨正規軍及紅軍游擊隊之間的關系就顯得錯綜復雜。

                葉飛在他的回憶錄里這樣記載:“閩東的大刀會很普遍,福鼎等地叫大刀會,福安、寧德等地叫一心會,壽寧、連江、霞浦等地叫紅帶會,盡管名目不同,實際上都是有古老傳統的武裝組織,具有群眾性,帶有濃厚的宗教迷信色彩,一般以保家防匪為號召。地主階級除了組織民團作為鎮壓群眾斗爭的反動武裝以外,還利用大刀會欺騙群眾,與工農游擊隊為敵。大刀會徒眾雖以原始武器梭鏢作戰,但臨陣前念咒語,喝符水,如醉如癡,一擁而上,此種兇猛的密集沖鋒,確實勢不可擋。白軍民團出動,如果加上大刀會配合,就十分猖狂?!?/p>

                大刀會的瘋狂性曾讓游擊隊蒙受了很大損失,閩東工農游擊隊第一支隊政治指導員江平同志隱藏在一個草寮里養傷,被大刀會發現活活砍死。江平同志犧牲后,葉飛回憶說,他們立即找了一些受黨影響的大刀會法師座談,研究對策。法師說,大刀會徒眾所以勇猛沖鋒,一是迷信“刀槍不入”的法術,沖鋒時奔跑走動不易被子彈擊中;一是臨戰前吞食符水,畫符的朱砂起了作用,興奮得如醉如癡。但是藥力不能持久,也不能跌跤,不能浸水田,跌跤和冷水刺激都會使藥力失去作用。閩東黨組織根據這一情況,以及大刀會主要使用梭鏢的特點,確定了打法:地形選擇于隘路或水田,勿使大刀會徒眾蜂擁而來,遲滯其前進。

                1935年2月,大刀會配合國民黨霍童教導團、民團大舉進攻梅坑蘇區。游擊隊按葉飛的指揮,戰斗隊形采用三人一組或五人一組,前一人持竹叉,后兩人使用步槍,或前兩人持竹叉,后三人配備長矛兩枝、步槍一枝;戰斗時以身強力大的隊員持竹叉,叉住大刀會先頭人員的脖頸兒,擋住他們前進,然后使用長矛、步槍反擊。按此打法,果然每戰必捷。

                但大刀會的普遍性和群眾性迫使閩東黨組織思考:與大刀會嚴重對立,是不利于爭取群眾的。因此,閩東革命武裝在早期創建時,一種是通過經濟斗爭來發動軍事暴動,另一種是通過改造群眾武裝“大刀會”,使之成為革命武裝。福安中心縣委曾決定:以大刀會的形式組織工農赤衛隊武裝。而由范浚同志創建的紅帶總會人數達10萬之眾,也成為閩東革命武裝力量堅強一翼。

                1984年福安縣委在獅峰寺立閩東紅帶會總部成立紀念碑。(資料圖)

                這年冬天的大刀會暴動,遍及閩東各地,參加者有數千人。1942年春季,丁進朝在賴嶺以原有的游擊隊員為班底,再將參加大刀會暴動的老區群眾組織起來,成立了一支70多人槍的閩東游擊縱隊??v隊下設3個支隊,吳安秀任縱隊長兼第八支隊長,葉忠、黃尚灼分任第七、第九支隊長。這支游擊縱隊在丁進朝等的率領下頻繁戰斗于寧德西北部山區,隊伍迅速擴充至100多人槍,聲勢漸大。

                但接下來丁進朝和閩東游擊縱隊遭遇了“霍童慘案”,其犧牲慘烈之狀,至今依然觸目驚心,余波震蕩——

                閩東游擊縱隊的出現令國民黨及其恐慌。1942年10月初,國民黨增調第107師319團及省保安第十團,進駐霍童“圍剿”閩東游擊縱隊。1943年1月,國民黨霍童駐軍以合作抗日之名,將閩東游擊縱隊誘騙下山,丁進朝、葉忠、黃尚灼等72名游擊隊隊員在霍童被敵人集體殺害,史稱“霍童慘案”——

                霍童慘案遺址碑文。(資料圖)

                “公元1943年1月6日,時值小寒?;敉详幵泼懿?,寒風刺骨,行人稀少;就連霍童街頭那棵終年嘰嘰喳喳的大榕樹也突然沉寂了。不祥之兆處處可感。昨天還和友軍同坐一條板凳稱兄道弟、把酒言歡的國軍107師,突然變臉,將我游擊縱隊指戰員繳械抓了起來,并且當天下午就操起了屠刀。

                甕窯的空地埋下72根木樁,架起5挺機槍,成了一個刑場。士兵們把游擊隊員押到這里,綁上木樁,要大開殺戒了。一個小隊員哭了起來,同樣被綁的中共閩東特委負責人丁進朝大喊:‘不要哭!做革命就會有犧牲。我們死了,活著的人定會為我們報仇!’兇神惡煞的士兵將丁進朝和第九支隊長黃尚灼拖出幾步,用手槍從背后射殺了,游擊隊員齊聲抗議,罵聲四起。這時,機槍響了起來,槍聲夾雜著罵聲響徹了霍童鎮,等一切聲響平息下來時,72名游擊隊員倒在了血泊中。雨水滴在灼熱的槍管上,嗞嗞作響,敵酋下令割下丁進朝、黃尚灼的頭顱,掛上霍童溪畔路口的大榕樹示眾。

                1月8日,國民黨頑固派又將游擊縱隊縱隊長吳安秀以及從坑頭、華鏡抓到的11名游擊隊員在彭家墩殺害。吳安秀死得極慘:他是被107師職業劊子手用馬刀砍掉雙臂、雙腿,又剖開胸腹掏出心肝殺死的,他的頭也血淋淋地掛上了大榕樹。

                ……

                游擊隊員謝慈金被地主武裝從山里搜出,連開兩槍打死;她的頭顱被專程送到霍童,與丁進朝、黃尚灼、吳安秀懸在了一起。

                前后4天,85人被殺,4人梟首近半月。

                這是一種什么樣的仇恨啊!不像軍隊所為,恰似惡魔行徑。

                歲月如梭,不舍晝夜,‘霍童慘案’已經過去四分之三世紀。85個死難者中21人沒有留下姓名,大部分尚未成婚,有家室的只有8人——而今其妻兒也幾乎全部離世,只剩下為數不多的孫輩人了。

                ……”

                ——摘自《鬼雄吟》

                烽火故事 代代相傳。(資料圖)

                過去閩東極為貧窮,人死后沒錢做墓,便在荒野搭個草寮,將棺材置于其中,經過多年風吹雨淋之后,寮塌館腐,后人便將尸骸放在甕里,繼續置于野地隨寒風酷暑。這便是舊時窮人的命?;敉瘧K案多年后,有心的霍童人便將72名游擊隊員的尸骸置入甕中,而放置甕的地方就是當年的殺戮地,霍童人叫這地方——甕窯。殺戮當日,這塊地處處血流成灘,此后成血剎之地,無人敢耕。

                當我寫下“霍童慘案”這四個字時,我的心情是難以釋懷的沉重。那個小隊員在臨刑前的哭聲和丁進朝面對小戰士的喊叫聲始終縈繞在我的耳邊。面對這些“都沒了”的戰士,我們該何以祭奠?曾經參加曾志回憶錄《一個革命的幸存者》(上下)創作的程沛森先生,五年前創作了以“霍童慘案”為題的紀實文學作品《鬼雄吟》。如今他已是花甲之年,每次來我辦公室,有意無意間都會聊到“霍童慘案”,聊到深處都是幾近捶胸頓足。如今重讀《鬼雄吟》,依然字字泣血。

                當我寫這份稿件時,才知道,那位喃喃自語的姆嬸也已經在2021年辭世,聞聽,心中有些莫名的悵然。

                “都沒了、都沒了……”有時細想起來驚心動魄,有時不去想卻依然牽腸掛肚——

                生活在中國農村最基層的農民大都樸素,他們表達語言的方式也大都短促和含蓄。她的潛臺詞或許是想對我們說:不要忘記這些“都沒了”的人,要善待這些人的后代……

                九貝公路局部。(資料圖)

                賴嶺再出發。一條血色的紅色九貝路,逶迤盤旋間,滿山的映山紅年年滴血綻放,開得格外濃郁,芬芳撲鼻。

                “不要哭!做革命就會有犧牲。我們死了,活著的人定會為我們報仇!”丁進朝在臨刑前與小戰士的贈別遺言,字字滴血,豪氣沖天,回蕩在這條血色九貝路的山間,久世不絕。

                如果你問我,這個時代念念在茲的“初心”是什么,我想說,那是因為有了余深德、高細瑤、謝兆量和丁進朝……

                丁進朝犧牲時年41歲,未婚,有嗣子。

                黃尚灼,霍童人給他取個外號叫“敢做”。堂兄黃尚鑒送勸說信給黃尚灼,被他當場處決。犧牲時33歲,有一女一子。

                從賴嶺走出的這支部隊——閩東游擊縱隊曾經叱咤風云,但在歷史風云變幻中,很不幸成了“霍童慘案”的主角。但值得慶幸的是,在甕窯原址上,如今已經建起了“霍童慘案遺址”,供后人瞻仰。

                明年1月,是“霍童慘案”80周年祭,當是記。


                來源:閩東日報·新寧德客戶端 鄭承東

                圖片:大夢蕉城 、閩東日報、寧德電視臺等

                編輯:周邦在



                責任編輯:周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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