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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閩東之光丨鄭承東: 一條路的血色九貝(一)

                2022-06-12 18:33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很多人認為,這是一首情詩,其實這是一首有關戰爭與悲歡離合的詩。

                這是詩經中《采薇》的最后八句詩,我一直以為是《詩經》中最凄美的詩句。一個久戰的士兵出征時是春天,家人或愛人別如楊柳,依依不舍,而回來時,卻已經是雨雪交加的冬天,物是人非,沒有人能知道他在戰爭中經歷了什么,更沒有人能知道他內心的哀痛。

                這種感受我在蕉城九貝(九都-虎貝)紅色旅游公路上是徹骨地體驗。

                去九貝公路無數回,但我最怕的是凍土下雪的季節去。車窗外疊嶂有雪,重巒皆白,這樣的景致于我,總會有雨雪霏霏,行道遲遲之類莫名的傷感。尤其是雪后的人間四月天,那滿山的映山紅、油桐花開得血紅、血白,紅的恰如英烈的鮮血滴滿山坡,白的好像是對青山處處埋忠骨的祭奠。

                這是一條祭奠英烈之路。那盤山逶迤的曲線似乎就是《國際歌》的五線譜,時刻縈繞在我的耳邊。九貝公路的九都段途徑有溪邊村、坑尾村、華境村、烏坑村、巫家山和賴嶺村等老區基點村。這些沿線的老區基點村,在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地處九都沖積平原與桃花溪、坑頭革命老區的連接點,曾經是攸關根據地生存的地下交通線,因此這里的每一個村莊、每一條路和每一棟老屋,都有為革命犧牲的英烈,至今都在傳說著令人血脈噴張的血色記憶。

                這些村莊因了這條路的開通而鄉村振興,如今都是綠水青山,白墻青瓦,鮮花鋪面。走進它們,我一方面由衷感嘆于共產黨“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的人民情結,另一方面,又始終帶著一個疑問——

                在交通不甚發達的古代,地處東南沿海的蕉城是天之涯,海之角。

                這些群山中的村莊大都是歷代被貶官員與失去政權的皇親國戚逃難之所。衣冠南渡、八姓入閩,蕉城的青山綠水,又成了一路風餐露宿,血雨南遷的北方族群最佳的桃花源。為了避難與棲息,這些山里的人便養成了與世隔絕,不爭與隱忍的性格,因為只有這樣,才可以為自己和后代求一份安逸與傳承。

                所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但到了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為什么這里的百姓能一反常態、豁出性命與共產黨肝膽相照,生死與共?為什么紅色風暴能在這里風起云涌?

                從天時、地利、人和的角度去看,或許也就能迎刃而解。

                所謂“天時”——

                1926年7月8日出版的《北洋軍閥統治下福建軍事政治概況》記載:“福建之軍閥者,除內有民軍為患,外復有外省風云關系。福建之軍閥之孜孜擴充兵力,固有由來,其遺禍閩人今日之慘狀。則匪軍遍地暴斂橫生。農輟于耕,工失于肆、商罷于市、百業凋零、金融紛亂,嗟此閩人,正處于水深火熱之中南。”

                在葉飛回憶錄里記載了當時紅色革命在閩東乃至霍童溪沿線的緣起——

                “到一九三三年春,閩東春荒嚴重,地主豪紳趁機哄抬糧價,牟取暴利,群眾斗爭情緒急劇高漲。福安、連江中心縣委決定把抗捐抗稅抗糧抗租抗債的“五抗”斗爭轉變為土地革命運動,在基本地區內打土豪分田地,在白區內打土豪分糧食,斗爭便如暴風驟雨般地展開了。到這年十月為止,除霞浦、周寧兩縣外,其他各縣都有紅色游擊隊。

                一九三二年下半年由福州市中心市委派遣到閩東巡視工作的。我到寧德霍童時,那里已有三十多人、七條長短槍的工農自衛隊,由區委書記顏阿蘭率領。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正是端陽節,我和顏阿蘭率領文湖、半嶺村的工農自衛隊五十多人,從小石半嶺出發,一舉拿下了霍童民團駐地宏街宮,繳獲二十六枝槍,這就是閩東革命史上記載的“霍童暴動”。接著又乘勝出擊,接連收繳了坑仔里、赤浮地區共八十多條槍,遂于六月底建立起閩東工農游擊第三支隊。”

                這就是天時。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

                所謂地利——

                蕉城地處歐亞大陸板塊東南邊緣,鷲峰山脈面朝東方,直入大海,瀕臨太平洋板塊。 27億年頻繁的地殼運動令蕉城形成依山傍海的地質景觀。一面臨海,三面環山。洋洋大海匯于東南,眾水所歸。

                ——一面臨海,則以三都島為軸心,連接閩東各地黨組織與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的關系。

                清末三都開港,成立褔海關,始有海路,有輪船與福州、上海通航。1932年5月15日,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召開擴大會議,決定轉變工作重心,逐步重視發動和領導閩東工農游擊斗爭。從此,便不斷派遣干部乘坐輪船經三都島到閩東各地指導武裝斗爭。

                1932年春夏之際,一位學過西醫的醫生從福州來到這里,選擇了三都中街的位置開設了西醫院,它的名字叫百克醫院,醫生叫丁立山。誰也不知道,這位醫生從哪里來,為何在三都島上突然有了家唯一的西醫院。

                百克醫院其實是福州市委聯系閩東蘇區的交通站,丁立山則是交通站秘密聯絡員。中共福州中心市委通過百克醫院秘密向閩東派遣干部,運送物資。

                ——一溪相連,則以霍童溪為航道,以小木船駁渡,將三都島地下交通站與中共安德縣委內陸山區黨組織及蘇區相連接。

                霍童溪是寧德蕉城的母親河,風光秀麗,歷史人文積淀深厚。兩岸青山如墨,碧水輕舟,如詩如畫。千百年來,霍童溪所形成的沖積平原:七都、八都、九都與霍童古鎮,都依次養育了所對應的西部山區的村莊。

                霍童暴動打響寧德武裝斗爭的第一槍后,梅坑和桃花溪逐漸成了閩東革命武裝的大后方。

                1933年秋,一個曾經在匪窩臥底的傳奇人物林秋光回到了老家七都。七都街頭,便多了一間名為“濟生堂”的藥店。

                原來,1930年,七都人林秋光經馬立峰介紹,在福安柏柱洋加入中國共產黨。1932年,福安中心縣委成立后,他同詹如柏一起到溪尾一帶開辟福霞游擊根據地。1931年,他參加了著名的福安蘭田暴動,成為“閩東工農游擊第一支隊”的骨干。1932年冬天,林秋光偕同表兄鄭細田,喬裝成買豆的商人,進入福安匪首蘇則由殘部——其妻所率余部駐地日秀山。林秋光騙得蘇妻信任,任蘇妻的書記(即文書),鄭細田則當任蘇妻的警衛。過了一個多月,林秋光以打霍童為借口,把蘇妻余部誘騙到周寧梅山,葉飛帶領游擊隊則在此設伏。匪徒全部束手就擒,蘇妻被擊斃。林秋光受到葉飛的表揚和獎勵。不久,林秋光與女共產黨員繆舜華在甘棠結婚。隨后,國民黨大肆圍剿游擊區,林秋光則帶領隊伍轉入山區,歸安(福安)德(寧德)縣委領導。

                有了臥底匪窩的經歷,林秋光自然受到黨組織的重視。1933年秋天,受中共安德縣委的派遣,他和妻子及城關支部的馬佬志同志回七都街,開設“濟生堂”藥店作為聯絡點,開辟了“城關——七都——橋頭——溪口——巫家山——桃花溪”地下交通線路。后,他又與三都地下交通站丁立山取得聯系,連接了山區與海上的線路。從福州來到三都的人員,通過這條秘密線路,轉到城關,再到七都,進入七都溪谷,再經巫家山,進入根據地桃花溪、梅坑一帶。此后,聯絡站源源不斷地把糧食、彈藥、手電池、藥品、草鞋、印刷機、油布、報紙等物資運送到桃花溪、梅坑等革命根據地。

                這條交通線最關鍵的節點在九都巫家山地下交通站,是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閩東地下黨交通線最重要的一環。詳情后敘。

                ——三面環山,以霍童溪沖積平原為基點,向上對接西部鷲峰山脈各黨組織與蘇區。

                蕉城地勢由西北向東南傾斜,西高東低,形成一塊畚斗狀的盆地。向東望,是蔚藍的內海連天。向西看,則是鷲峰山脈連綿的群山,群峰插天。

                紅色九貝公路便盤旋于鷲峰山脈的莽莽群山間,是緣于老區經濟的發展而貫通的。這沿路的村莊之間的連接,原先其實沒有路,而只有道:古官道、小道。幾百米海拔的落差,山道崎嶇無比,增加國民黨軍追剿的難度。森林覆蓋茂密,山澗溝壑密布,巖洞峭壁險不可及,令隊伍可藏。兩村隔峽咫尺相望,常常卻要走一天的路程,令保密系數提高。因此,在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九貝公路沿線特殊的地理空間,為閩東游擊隊、閩東工農紅軍獨立師的長期駐扎提供了天然的屏障。 這就叫地利。

                巫家山地下交通站的設置則充分體現了這一特點。

                巫家山原為巫姓遷居。后鐘姓聚居,便全村鐘姓,為典型的畬族自然村。今年春天,正春光明媚的時分,相約去巫家山采訪。我們乘車從九都鎮出發,沿著九貝公路向上彎曲爬行了約半個多小時,再拐入一條向下延伸的單車道,因為即將鋪設水泥路,所以崎嶇不平自不必說,途中會車還要小心翼翼往回倒車。那村道幾乎是貼著陡峭的山坡向下踟躇。到了一轉彎處,才有一小片開闊地,可以讓車倒回,這便是到了村口。一下車,往東眺,一條峽谷往東延伸,兩邊山形陡峭,重巒疊嶂,一仞百丈山崖如刀削,矗立于峽谷的埡口,其岌岌可危之勢,似乎給了我們一個下馬威。走一小段路,便到了村里,就十多棟的農舍依山而建,還是舊時建筑格局,夯土墻、梁架樓、瓦屋等保存完好。村中幾乎沒有平地,村道即是容一人過的臺階。村莊滿眼翠綠,鵝軟石古道邊花開簇簇。有遇見村民,男女老少,大都會迎面而笑,叫人溫暖如沐。

                沿著一條平行的小道往前走,便可看見一座六扇的二層磚木構民居,坐北朝南,正門卻在右側拐入。偌大的天井向著對面的峽谷,封閉式的四合院,從外面觀看不顯山不露水,走進去卻自成天地,一磚一瓦都散發出神秘的氣息。天井兩側廂房,右為廚房,左為儲物間。主屋為二進,計有八個房間。這就是赫赫有名的巫家山地下交通站舊址,巫家山18號,全村最大的房子,其主人是鐘祥鑒。在正廳右廂房里,只有七八平米的空間里卻隱藏著秘密,腳下有幾塊地板是活動的,掀開就是有一個隔板的隱秘空間,用來隱藏從七都地下交通站運送上來的槍支彈藥及補給物資?,F在的村兩委干部很有心,將葉飛、阮英平、丁進朝、黃垂明、曾志等老革命家住在巫家山時用過的農具和生活用具都搜集起來,放在一樓的前后廳的四個房間展覽。

                沿著村道繼續往南角走,過一大圣宮,即是通往七都溪的地下交通道。這個村莊依著陡峭的山勢而建,村莊下便是峽谷,無他路可走,只能走這一通道,一旦有外人要進入村莊,遠遠便可提前預警。

                這就是地利。 “進”則可躲進港內或莽莽群山,退則可迅速駛入茫茫大海。山海交融,閩東古來就是開展游擊戰的理想之地。

                所謂人和——

                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根據地理地貌,閩東黨組織選擇巫家山做為地下交通站的樞紐一定有高人指點。但最重要的是這里的畬族群眾對共產黨的忠貞不二。

                葉飛在回憶錄中曾經深情地說:“在閩東三年游擊戰爭最艱苦的年代,畬族人民的作用是很大的。他們具有兩大特點:第一,最保守秘密,對黨很忠實;第二,最團結。在最困難的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對革命斗爭支援最大。我們在山上依靠畬族掩護才能堅持。”

                葉飛說的“在最困難的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指的就是南方三年游擊戰爭。

                1934年9月30日,在離巫家山不遠的桃花溪地區著名古剎支提寺,閩東獨立師成立。閩東獨立師成立一個月后,中央紅軍就開始長征。北上抗日先遣隊主力在江西懷玉山幾乎全軍覆沒。蔣介石隨即抽調大批兵力,向贛東北、閩北、閩東各紅色根據地大舉“清剿”。由于一直沒有和黨中央取得聯系,閩東特委對局勢急轉直下卻渾然不知。等敵人大軍逼進時,才發覺。

                當時壓向閩東蘇區的敵人共計有八個師,加上地方保安隊和民團,約有十萬人。“剿共指揮部”設在三都島。這就是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的開始。陳毅元帥曾講,在中國人民的解放斗爭中,兩萬五千里長征艱苦卓絕。此外,還有兩段極為艱苦的斗爭時期,一段就是東北的抗日斗爭,另一段就是南方三年游擊戰爭。

                這是國民黨正規軍對閩東蘇區的第一次“圍剿”。當時,敵人到處設立“聯防辦事處”“清鄉委員會”。在城鎮編門牌,查戶口。在農村建保甲,搞“連坐”。閩東獨立師陷于敵軍重重包圍之中。西竹岔戰斗后,閩東紅軍獨立師當晚即踏上突圍轉移之路。幾經輾轉征戰,終于1935年3月到達寧德桃花溪、梅坑一帶隱蔽休整。

                這時,獨立師損失慘重,主力銳減至三百多人。副師長賴金標犧牲,師長馮品太投敵行為被及時發現,被處決。

                獨立師轉戰于深山野澤,饑不得食,寒不得衣,缺醫少藥。國民黨采取“五光”“十殺”等血腥手段,瘋狂報復。許多同志被活埋、熏死、燒死。為建立游擊區紅軍后方,1935年9月,閩東特委在寧德縣梅坑、桃花溪建立游擊區辦事處,主任由阮英平擔任。當年的8月,九都華鏡中心支部建立,大批骨干加入中國共產黨。9月份,巫家山畬族村建立黨支部,書記鐘敬安。

                為了保證經常駐扎在巫家山休整、養病的獨立師或游擊隊的生活供應和營地安全,以鐘敬安為書記的巫家山畬族村黨支部組織畬民殫精竭慮,舍生忘死,將巫家山打造成了“紅色桃花源”。

                為了方便敘述,我把他們的聰明智慧總結成“保一線設三防”:

                “保一線”就是保證秘密交通線的暢通,將巫家山建成紅軍后方重要補給站。

                1935年9月,葉飛、陳挺率獨立師100多人駐扎在巫家山。村黨支部立即組織畬民運輸隊到七都地下交通站運回補給物資。七都地下交通站的林秋光站長接到通知后,便將備好的糧食、藥品、油布等物資秘密送到橋頭,交給前來的畬民運輸隊。由他們挑擔沿溪西行,經過溪口村,連夜將物資挑到山里。如路上遇到敵情,運輸隊就轉道北上,由漈頭村經高山村,然后回到巫家山。在國民黨軍隊封鎖最嚴密的時候,畬族群眾把日用品裝在雙層底的煤油箱內,糧食藏在竹筒中、灰糞里,鹽巴融化在衣服里,或將鹽巴、魚蝦裝在籮筐底層,中層裝上糧食、藥品,最上一層鋪上草木灰或其它肥料,然后一肩挑擔,一肩荷鋤,裝著下田送肥的樣子,巧妙地瞞過敵人崗哨的檢查,送上山來。有的群眾上山砍柴時,寧愿自己挨餓,把午飯留給游擊隊員吃。

                “設三防”就是深山搭秘密寮筑營地、以山洞供儲備藏身和沿途設暗哨提前預警。

                深山搭秘密寮筑營地。鐘敬安帶領全村群眾連續在人跡罕至的闊港山、獅子耳山、大彎頭山和石垱壑搭起7座“秘密寮”做為游擊隊的秘密營地。畬族群眾不僅送鍋送碗,還擠出自己的口糧送給游擊隊。“白皮紅心”甲長鐘連國還拿出自家的3擔甘薯米送給游擊隊。

                以山洞供儲備藏身。在巫家山西面山上有一天然洞穴,呈半圓形,寬4米、高3米、深4米,為天然洞穴。這里距離村莊有八百米,位置極為隱蔽,它有三個功能:一是葉飛、陳挺、黃垂明等人秘密駐地和指揮所;二是閩東獨立師的物資儲備庫;三是桃花溪閩東獨立師后方醫院療傷地。后人稱其為“紅軍洞”

                沿途設暗哨提前預警。1942年4月,丁進朝率游擊隊進駐巫家山。巫家山群眾在沿途這樣構筑敵情預警系統:在村口的大松樹上掛一管竹筒,并在沿途設類似烽火臺的崗哨。敵人來了,在村口放哨的群眾就會敲響竹筒,沿途崗哨聽到信號后,便一個個接力高喊“山豬來了”,從而一山傳一山、一崗接一崗地把敵情報給紅軍游擊隊。同年11月9日14:00許,敵保安隊50多人欲偷襲巫家山,便提前悄悄進駐離巫家山不遠的鄭坑村,正巧被一位畬族婦女和一位11歲的小孩發現,他們立即趕回巫家山報信。鐘敬安得報后,立即安排在村外加三重崗哨加強瞭望,并派畬族交通員鐘進慈給住在秘密寮的游擊隊報信。次日清晨,敵人乘山霧彌漫摸上嶺頭,即被設在山崗上的暗哨發現,群眾用畬語一站站接力報信。女交通員藍彩容一口氣跑5里路,趕到石垱壑秘密寮通報。丁進朝得報后,率隊轉移,保安隊撲了個空。

                這個藍彩容可是個不簡單的角色,是個天生的地下工作者,心理素質尤其得好。她在給游擊隊送信時,她會事先找來3枚石子,并用野草將信件捆在其中的一枚石子上。有一次,送情報路上,遇到七八個荷槍實彈的敵人。藍彩容迅速地將捆有信件的石子順手扔到草叢,鎮定自若迎著敵人走去。她一句“走親戚。”就把敵人敷衍過去。等敵人走遠之后,她再迅速回來,在草叢中找到信件,順利送到游擊隊手里。

                就在藍彩容及時給游擊隊通風報信的第二天,敵保安隊因為“清剿”一無所獲而氣急敗壞,包圍了巫家山,打死畬族群眾7人,打殘4人,畬族婦女被奸淫9人,被折磨病倒12人。鄰近的烏坑、施洋等畬村也被保安隊燒毀房屋9座,拆毀11座。保安隊還把畬民鐘連國押到鄭坑村,用盡酷刑,鐘連國始終嚴守秘密,最后用了300塊銀元才贖回。

                危難之際,閩東工農紅軍獨立師和游擊隊在巫家山休整生息,始終讓國民黨軍的“清剿”一無所獲。這是奇跡,而這奇跡卻是畬族群眾的舍身忘死創造的。

                葉飛在回憶錄里說:閩東游擊隊是在群眾運動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脫產的游擊隊,土生土長,與群眾的利益息息相關,便于隱蔽,便于堅持長期斗爭,便于在斗爭中發展壯大,這是閩東地區游擊隊的優點。游擊隊常常深夜進入村莊,農會會員輕輕叫開基本群眾家門,安排煮飯、洗腳,然后悄悄把游擊隊員安置在閣樓上休息,雞犬不驚,連同村的地富分子也發覺不了。

                每當群眾生活青黃不接時,閩東黨組織及時開展打擊土豪劣紳的分糧斗爭,解決貧苦農民的口糧問題。1934年2月,閩東蘇維埃政府在福安柏柱洋成立后,立即開展了分田運動,讓全區五六十萬農民第一次成了土地的主人。當時由曾志同志負責起草的蘇區分田大綱規定:紅軍家屬每人分產量500斤的水田,全勞力每人分400斤水田,婦女、兒童每人分350斤。

                這個大綱里還有一條最重要的規定:以上分田政策畬、漢兩族同等對待。共產黨沒有歧視畬族,我想這就是南方三年游擊戰期間,畬族人民最保守秘密,最團結,對黨最忠誠的根本原因。

                這就是人和。一切以人民為中心,人民就擁戴你、保護你。

                來源:閩東日報·新寧德客戶端 鄭承東

                編輯:林翠慧

                責任編輯:林翠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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